清至民國時期西藏地震及賑災

　　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位于世界上兩個主要地震帶之一(地中海一南亞地震帶)上，地質(zhì)活動較為頻繁，是中國多地震的省區(qū)之一。清至民國時期，西藏震災雖然數(shù)量較少，但其社會危害性不容忽視。

　　清至民國西藏震災數(shù)量

　　地處世界屋脊的西藏地區(qū)，是中國地震活動多發(fā)地區(qū)之一。該區(qū)南部是著名的喜馬拉雅地震帶，北部為唐古拉地震帶，東部以南北地震帶為鄰，并由于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擠壓碰撞，現(xiàn)代構(gòu)造運動劇烈，地震時常發(fā)生。僅從有資料記錄的642年至1980年的1300多年間，共發(fā)生地震624次。

　　進入清代和民國時期以后，西藏地震的發(fā)生次數(shù)和頻率都呈驚人的幾何倍數(shù)增長;在發(fā)生縣數(shù)上，清與民國時期開始明顯加大;在所占比例上，清代與民國占了八成以上。清代時期，西藏人民罹難最深的仍是水、雪災害，與之相比，震災無論在發(fā)生頻率還是破壞幅度上，都要比水、雪災害弱勢。但進入民國時期后，西藏地震無論從發(fā)生次數(shù)(80次)和頻率(2.11次/年)上，都遠遠高于水、雪災害(33次、10次;0.87次/年、0.26次/年)，從量化數(shù)字來看，都要比水、雪災害強勢。這可以證明，地震是西藏水、雪災害外另外一種不容忽視的自然災害。

　　不能否認的是，正是這種給予關(guān)注相對較少的震災，一旦突如其來，它帶給一般民眾的不僅僅是生命、財產(chǎn)的損失，而且還在心理上給人們帶來巨大的影響，給社會造成的長遠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也許要大于水、雪災害。

　　震災的損失和危害

　　根據(jù)西藏地震檔案的記載，震災造成的損失和危害是十分嚴重的。

　　第一，地震對自然環(huán)境的破壞。從災情上看，雖然造成嚴重的破壞，但由于西藏地廣人稀的事實，故一般只造成地貌的變化，人員和財產(chǎn)的損失相對較少。如據(jù)《隆子宗宗堆呈報連續(xù)地震成災帖》：“今年(1806)六月二十五日黃昏……發(fā)生五至七次地震”，“在山谷內(nèi)外略見房塌地裂，幸未死人。”藏歷第十五饒迥陰鐵牛年三月八日(1901年4月26日)尼木門卡宗、南木林宗地震，“土地裂陷”，“普措地方，全屬山地，被震裂陷。”1924年的那倉地震更是導致朗錯(納木錯)湖“因地震出現(xiàn)大裂口……縱長十九庹”。

　　第二，地震對農(nóng)田、水利設(shè)施和交通的破壞。從地震檔案的材料看，地震對西藏農(nóng)田、農(nóng)作物和水利設(shè)施的破壞非常嚴重，記載也頗為詳細。《尼木普巴官府差民震情稟貼》(1901年)在普巴上中下三部中，上部普措地方牧民之三崗差地及宗雪之六崗半差地……其中宗雪向桑巴耕種之五崗四克差地中，約有四升地……被山崩之土石埋掉，水渠塌陷，不僅禾苗被埋，且暫時尚無法耕種。”“宗雪扎巴所種一崗半差地中之八升地和分成地中之七升地、若色種的六升分成地……等全部塌陷，無法修復，永絕耕種之望。”“普巴山溝巴措(中部)地方八崗十六克差地灌溉水渠中，約有五百步長之水渠陷塌，被深埋與坍塌之土石下，修復工程十分艱巨。”另據(jù)1915年拉加里等地震，“山崩和泥石流壓壞水渠、農(nóng)田，以致不能耕種。”共計損失六十三又十八分之一頓差地。

　　從災情上看，地震造成的交通阻塞盡管嚴重，但比起直接的農(nóng)作物損失和人員傷亡來說，還是比較輕的，但也給人們帶來種種不便。1833年聶拉木等地震，“本區(qū)邊界鐵索橋以上之險路各關(guān)隘均被堵塞，商路中斷，亟待修通道路”，嚴重影響了當?shù)氐恼ＹQ(mào)易往來。并且在清至民國時期，由于西藏特殊的地形，修筑的道路有限，一旦被破壞就會導致對外聯(lián)系的耽擱和中斷，聶拉木“當時遞送駐藏大臣致廓爾喀國王文書之使者及互市信使次仁旦增等……因受地震破壞，道路、隘口、驛站、鐵索橋等被震倒或被塌方流沙、滾石破壞或阻塞，因而不得不離開正常通道而翻山越谷，故回程費時頗多”。

　　第三，人員傷亡和財產(chǎn)損失。藏歷第十三饒迥陽火虎年四月二十五日(1806年6月11日)錯那宗等地震，“貧富百姓房屋幾近蕩然;并有百余人死亡;山綿羊、毛驢、黃牛損失甚多。”1833年8月絨轄宗“地震二十一次，宗府及民房倒塌二十二幢，百姓傷亡甚眾，馬匹牲畜死亡尤多……”另如藏歷第十三饒迥陰木兔年十月二十七日(1915年12月3日)拉加里等地震，只拉加里一處就壓死男性差巴五十五人，婦女一百人，喇嘛十五名(共計一百七十人)。損失奶黃牛一百五十頭、山羊九百九十七只、毛驢七頭、馬兩匹、奶牛兩頭。沃卡宗則“房舍遭到倒塌，仁崗寺及其他屬政府、貴族、寺廟、百姓部分房屋完全倒塌，人畜傷亡慘重”，共計死亡24人，壓死牲畜168頭。而處于桑日縣的布當村，居住著47戶人家，藏式砌石結(jié)構(gòu)的房屋幾乎全部倒塌，死亡170余人，幸存者僅10余人，壓死許多牛羊，山上滾下大量巨石。藏嘎村有一寺廟全部震垮，壓死許多喇嘛。

　　就地震造成的危害損失程度而言，與同時期全國其他地方相比，還不能歸為特別嚴重。如1879年7月1日甘肅武都“十二日寅時地大震，南山崩塌，沖壓西南城垣數(shù)十丈，居民二百余家……各處山飛石走，地裂水出，殺九千八百八十一人，彌月不息。”但是由于西藏地區(qū)落后的社會經(jīng)濟狀況，人民已無力能夠承擔任何天災，所以就此時期不算為特別嚴重的震災，對西藏人民來說已是滅頂之災，往往導致家破人亡。

　　西藏地方政府救災措施

　　相對于水、雪災害，西藏史籍對地震的記錄更加詳盡，西藏地方政府在得到災區(qū)呈報的詳細災情(包括地震發(fā)生的時間、地點;受災的嚴重程度;人員和牲畜的損失以及對于差稅的減免、修復受損公共設(shè)施所需的人力和財力支持的請求)后，噶廈通常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令災區(qū)詳細核查災情和損失，要求呈文人到災區(qū)查勘或派遣官員到當?shù)睾藢嵤転那闆r，然后根據(jù)查災情況，決定是否給予完全否定或減免。如火雞年(1897年)“靖西邊境等處地震，情形較重，派員查勘，量為撫恤。”“門區(qū)百姓按規(guī)定應(yīng)支烏拉，但值農(nóng)忙季節(jié)，確有困難，需減免兵役費等情。查政府早有規(guī)定，任何人不得減免，所請礙難應(yīng)允。”另如鐵羊年(1931年)洛扎宗“因當前地震，房屋倒塌，急需修復，爾等窮于應(yīng)付，則可以土蛇年為例，只派十五人。另外五人，今年同意予以減免。”

　　盡管噶廈對震災減免差稅呈文的批復采取了比較嚴格的態(tài)度，往往不予批準或部分批準，以防止災民仿效，但震災給災區(qū)的人民所造成的嚴重損失是實際存在的，對此，噶廈地方政府又不得不采取一些相應(yīng)的賑濟措施。

　　第二，賑貸錢糧。由于地震的嚴重破壞性，在地震發(fā)生后，房屋倒塌、牲畜死亡、財物損失“一無所存”，往往導致“貧苦百姓無法維持生存”，為了避免此種狀況造成更大的損失，地方政府一般會酌情賑濟一點錢糧，首先維持災民的最低生活需求。1915年拉加里、沃卡宗等地的地震中，由于受災嚴重，“現(xiàn)決定自前藏糧餉管理單位撥青稞，按每頓差民給青稞四、五、六克，以作救濟。”水雞年(1934年)，絨轄地方發(fā)生“前所未有之地震”，“為資助百姓暫維生計，可從后藏糧官僧官勒參巴土登阿旺帳下之協(xié)噶爾地方收入糧食中，提取七百、八百、九百克。”鐵牛年(1901年)尼木普巴一帶“地震以后……其損失之巨，殊屬罕見。百姓生計斷絕……茲決定從仁布八分之一利糧中，撥出糧食一百五十克，以三年為期，無息貸給災民。”

　　同時，對于西藏嚴重的地震災情，中央政府和駐藏大臣也會作出及時反應(yīng)。如火雞年(1897年)地震，“為念及邊境百姓之疾苦，目下駐藏大臣暫以私人名義發(fā)放賑濟，以示撫慰。計開：上亞東東噶、雪頂兩寺僧眾各賑濟藏銀九兩;曲米陽寺經(jīng)堂、噶林崗甘珠爾大經(jīng)堂、康扎神廟、年麻神廟以及住房損壞嚴重之貧苦差民如噶林、阿丹歐珠、洛色阿巴此類災戶，各賑濟藏銀六兩;其次對住房受中等損壞之十四戶差民，各賞給藏銀三兩七錢五分;房屋損壞較輕之六十一戶差民，各賞藏銀三兩。下亞東噶舉寺、倉木扎寺僧眾各賑濟藏銀九兩;阿桑當唐佛堂、下熱寧瑪廟、坎熱寧瑪廟、仁崗兩座佛塔、曲畢寧瑪廟僧眾各賑濟藏銀六兩;對住房受中等破壞之十三戶差民，各戶賞藏銀三兩七錢五分;對住房損壞較輕之三十三戶差民，各戶賞藏銀三兩。”鐵雞年(1921年)芒康地震，傷斃人畜，壓坍塌房屋及鹽池、鹽地，為數(shù)甚多。“奉大總統(tǒng)令，著財政部迅撥帑銀一萬元，交由陳鎮(zhèn)守使遴派妥員，分赴災區(qū)，核實放賑。”

　　第三，維修和重建所毀寺廟、渠道和道路。在地震災后的大量批文中，多是針對損毀寺廟修復的批復，這是由于宗教在西藏人民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而且西藏地方政府也愿意對此承擔修復費用，同時對于關(guān)乎生活發(fā)展的渠道和道路也能夠給予一定的撥款。在土雞年(1909年)的浪卡子宗、打隆宗地震中，多爾拉寺震損嚴重，“為資助其修復工程，茲從當?shù)厝种焕Z中撥糧六十、八十、一百克”;打隆寺、塔爾林寺嚴重破壞，“除在本地區(qū)派工外，政府撥給包括木料款在內(nèi)之所需物資，又從附近適當宗谿撥給糧食二百克。”鐵豬年(1911年)桑宗地震，“孜廟護法殿倒塌，必須重修一寺廟大殿。為此撥經(jīng)費純銀壹佰兩。”木兔年(1915年)沃卡宗等地震，山崩和泥石流壓壞水渠，“疏導灌溉水渠，我等已立即動員當?shù)匕傩?，計劃在十天之?nèi)修好渠頭……在本宗府收十分之一糧庫中約有青稞一百七十克，干耗貸糧庫中約有青稞二百克;漢兵糧餉及差使騎馬所用飼料中，尚余青稞和豌豆一千克。”沿途道路破壞嚴重，“為資助其復修加固，茲撥給公糧十克、二十克、三十克。”

　　第四，請求禳災。除采取必要的賑濟措施外，在震災的善后措施中請求活佛禳災、消災避難是當時一項必要的活動，這從大量的地震呈文和指令中可明顯地反映出來。如火雞年(1897年)四月十二日錯那宗等地地震，因此，特請求帕里嘎珠活佛占卜預示云：“為禳災除惡，自應(yīng)舉行佛事，諸如：廣泛宣講經(jīng)典，念誦《大威德集密儀軌六十法》、《大白傘蓋避災咒》、五種遺教，為各方諸神熏香禱告，并指示各僧俗人等，根據(jù)各情作息災祈禱活動。”又如1915年山南地區(qū)地震，噶廈對山南總管因地震請求禳災的批文為：“上月發(fā)生地震后，爾據(jù)昌珠寺大梵天王之預言，已進行禳災活動，辦理十分認真負責，甚佳!關(guān)于在三轉(zhuǎn)法輪法會上舉辦獅面女神施食回避法及安位開光儀軌，祈禱女神贖罪善業(yè)之事，已責成管理誦經(jīng)機構(gòu)立即辦理。”木鼠年正月六至九日(1924年2月10～13日)朗如地區(qū)從去年(1923年)起，連續(xù)發(fā)生數(shù)次地震，“為此請活佛及神祗占卜，請示吉兇。占卜結(jié)果稱：應(yīng)舉辦誦經(jīng)祭祀等佛事，以消災難。”

　　地震后西藏地方政府采取的相應(yīng)賑濟措施，是值得肯定和參考的;但對于嚴重的災情來說，只能是杯水車薪，所以對于廣大的災民，只有靠自己自我補救;有時也迫于生計，不得不遠走他鄉(xiāng)以乞討為生。

　　(據(jù)《西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