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額中的慈善文化

　　匾額集書法、文學、雕刻、篆刻髹漆等藝術于一體，是中華文化的藝術瑰寶。

　　在古籍中，匾額又稱扁、額、牌等，《說文解字》中這樣解釋：“扁，署也，從戶冊。署門戶之文也。”明代費灜《大書長語》曰：“署書者，以大字題署宮殿匾額也。”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署門戶者，秦書八體，六曰署書。”可見，至少在秦代就已出現(xiàn)了匾額，其字體被稱為署書，主要懸掛于重要建筑門戶之上。

　　隨著歷史發(fā)展，匾額的形制不斷演進，“匾有橫豎，體裁不同，字有疏密，形勢亦異”;匾額的功能逐漸拓展，除了建筑標識這一原始功能外，旌表賀頌也成為匾額的重要功能和用途。據(jù) 《后漢書》記載：“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說明通過贈立匾額來激勵和表彰 “讓財救患”的善人善行歷史悠久。

　　褒獎善人

　　古代中國，題贈匾額以興善行的行為廣泛存在。據(jù)《欽定大清會典》記載，官府對民間恤養(yǎng)孤貧、捐資贍族、助賑荒歉、捐修公所及橋梁道路等慈善行為，如果“捐銀至千兩以上，或田粟準值銀千兩以上者，均請旨建樂善好施坊”，如果“所捐不及千兩者，請旨交地方官給樂善好施匾額”。

　　“樂善好施”出自《史記·樂書》：“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指音樂具有陶冶情操，提升道德修養(yǎng)的功能。中華慈善博物館館藏數(shù)塊“樂善好施”匾，其中一塊贈立于清道光元年(1821)，上款是：賜進士出身/敕授文林郎/建昌府南城縣知縣/加十級紀錄十次/江岷/為;下款是：道光元年仲夏月上浣榖旦/民人米逢新立。中間上部刻“南城縣印”。

　　由此可知，此匾是道光元年建昌府南城縣知縣江岷為百姓米逢新所立，以表彰他樂善好施的行為。經(jīng)查閱《清朝進士題名錄》，贈匾人江岷是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四川成都府人。

　　相較于“樂善好施”這一褒獎善人的常用語，“義奮同袍”匾則頗為少見。此匾上款為：欽加同知銜/庚子恩科舉人/大挑一等/分發(fā)福建試用知縣/署永定縣事/加十級紀錄十次/葉/為，下款是：本宅恩授翰林院待詔/沈云麟/立/咸豐七年歲次丁巳季冬月/榖旦。

　　這塊匾立于清咸豐七年(1857)，這一年當?shù)卣甓嗍轮?。?jù)《永定縣志》記載，1857年春，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部石國宗入閩，四月攻入長汀，拳師李東木和廖三滿等人乘機率眾圍攻永定城，最終失敗。從此匾所題內(nèi)容和年代可以推知，這塊匾是1857年的永定縣知事葉某，對沈云麟在組織鄉(xiāng)勇抵抗攻擊、守城作戰(zhàn)中的功勛的表彰。

　　銘記善舉

　　上述匾額僅提及題贈人的姓名，相關善行往往較難考察或依靠多方查證后作出一種推測。與之相比，另一類匾額則詳細記載受贈人具體善舉及前因后果，蘊含的信息更為豐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如清咸豐四年(1854)“如松”匾，其匾序所述善行具體，語言凝練，朗朗上口，茲錄于下：

　　蓋聞德者壽之征，其德克修則其壽彌永。我族壽巖公厚德君子也，自少壯以迄古稀，賑匱救貧，周親恤友，只為余事。其德之尤著者，莫如鄉(xiāng)之西有石拱橋，上為水西嶺，東抵閩越，北達江浙，年久傾頹，行人苦之。公一砌其路，再修其橋，此遠濟行人之德也。祖貽浮厝，風雨摧折，重貲新之，此澤及族骸之德也。且水西嶺芟削崎嶇，種青松以庇行人，逶迤數(shù)里，中雖酷暑無熱患，過斯嶺者相與憩息其下，低徊而不能去。迄今公之樹黛色參天，宜公之身黃發(fā)兒齒，由此而耋而耄而期頤，則所以祝公者，固不必泛及于山阜岡陵，即以此松之歷久長青者為公祝可也。爰頌之曰：如松。

　　雖然這塊匾的受贈人壽巖公生平已無法考證，但從序文中我們可以獲知，自少壯至古稀，其在鄉(xiāng)里賑匱救貧、周親恤友、砌路修橋，一生善舉不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當?shù)厮鲙X道路狹窄崎嶇，他栽種青松以庇護行人，松林逶迤數(shù)里，為往來行人遮陰避暑。

　　此匾引用了《詩經(jīng)》中“天保九如”一說?！对娊?jīng)·小雅·天保》中連續(xù)采用了九個“如”字，即如山如皋、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九如”原為臣子對新王的深切期望與美好祝愿，后引申為福壽延綿不絕之意。壽巖公雖年逾古稀，但因其栽種青松等諸多德行善舉，其將如“此松之歷久長青”，可謂一語雙關，頗為精妙。

　　標識堂號

　　堂號匾是匾額中的一個重要門類，其中有不少和慈善文化相關，如寶善堂、善慶堂、繼善堂、積善堂、樂善堂等。在我國，“慈善”二字合用雖較早，但其最初含義并非扶危濟困的善舉，“慈善”二字作為慈善機構名稱使用，到近代才廣泛出現(xiàn)。古代的慈善機構常用善、義等字作為名稱，如某某善堂、義莊、義倉、義渡等。

　　梁其姿教授在 《施 善 與 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中曾統(tǒng)計并附錄了明清時期的善堂，在施棺類善堂和綜合性善堂中，就有許多以同善堂、眾善堂、崇善堂、積善堂、遷善堂作為機構名稱。

　　善堂名稱往往引經(jīng)據(jù)典，具有豐厚的文化底蘊和對善的獨到理解，如積善堂的 “積善”二字出自 《周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意為堅持行善的人家，必然會有更多的福報。另外，積善堂之名還強調(diào)了善需積累的理念，所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意在強調(diào)善雖小卻值得去做，要點滴累積;惡雖小卻必須時刻遠離，應防微杜漸。

　　兼善堂之名出自 《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意為困窘時要獨善修身，止惡律己;得志時要心系蒼生，惠澤普施于天下。兼善天下既反映了儒家所追求的人生境界，也反映了家國情懷是我國傳統(tǒng)慈善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善堂之名源自 《孟子》“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于人以為善”。寶善堂之名出自《禮記》“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意為楚國沒有將其他東西當作寶物，唯有將善這一美德視為珍寶。

　　傳播善念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慈善活動也是如此。一方面，慈善的本質(zhì)是利他，需要一定的理念予以促動和支撐;另一方面，慈善不是少數(shù)人的專利，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需要慈善理念的倡導和推動。有些匾額雖沒有明確的獲贈人和具體的慈善行為記載，但其反映的慈善理念卻具有超越時空的教化意義。

　　中華慈善博物館館藏數(shù)塊“為善最樂”匾。“為善最樂”意指行善是最快樂的事情。據(jù)《后漢書》記載，漢明帝劉莊曾問憲王劉蒼在家中何事最快樂?劉蒼回答說：“為善最樂”。“為善最樂”說明行善是付出，也是收獲，善能夠給人帶來精神上的快樂和滿足。晚清著名善人余治所著《得一錄》中提到：“心乎善則所行皆善，而心為之愉快，即此是福。天下之膺備福者，其究不過愉快而已”，進一步闡明了善和精神愉悅之間的關系。

　　再如清道光十九年(1839)“圖匱于豐”匾。“圖匱于豐”出自西晉文學家潘岳的 《藉田賦》“圖匱于豐，防儉于逸”，意為在豐收的年歲，就要為匱乏時謀劃;在安逸的時候，仍應保持節(jié)儉，預防以后可能發(fā)生貧困。這塊匾由曾任江西吉安知府的鹿?jié)砷L題寫，據(jù)史料記載，道光二年(1822)鹿?jié)砷L任吉安知府，由于當?shù)囟嗌?，莊稼連年歉收，百姓生活極為困苦，他帶頭捐出俸祿，并號召富裕鄉(xiāng)紳出谷助賑。他還創(chuàng)立義倉，儲存糧食，以備荒年賑災之用。

　　從古至今，慈善都需要戰(zhàn)略思維和長遠眼光，豐年備災和荒年救災同樣重要。我們要杜絕“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的觀念，運用前瞻性和系統(tǒng)性思維，建立一定的預防機制，努力從源頭上消除隱患，從而讓慈善事業(yè)能夠更加持續(xù)、有效且深遠地惠及人民群眾，增進社會整體的福祉與進步。

　　(轉(zhuǎn)自 《中國民政》2025年02期，作者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