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北京社會有一件大事發(fā)生，就是京師警察廳濟良所的成立。何為‘濟良所’？主要是收容那些被拐賣、被逼為娼的女性，幫助她們自食其力，重返社會。

    多起婦女被拐案的曝光

    成立濟良所的起源，則來自當時《京話日報》對“張傻子虐妓案”等一系列拐賣婦女事件的曝光。

    1906年3月，“張傻子虐妓案”首先曝出，“大混混張傻子，買良為娼，無惡不作，所開的玉蓮班，有個香云妓女，被婆家瞞了娘家賣出。有個姓趙的客人，跟香云很要好……香云托他……把香云的父親找來，可恨張傻子……故意把香云藏起……誣賴趙姓欠他五十塊錢……第四局送到協(xié)巡營，經(jīng)楊幫統(tǒng)問實，張傻子倚著奉官上了捐，誣告游客，刁惡萬分，打了四十軍棍，枷號示眾”。

    張傻子這種惡霸，跟想救妓女的客人起了沖突，敢于率先報官，誣指趙客欠錢。這件個案引起如此軒然大波，與當時京師娼妓業(yè)的合法化有很大關系。

    據(jù)史料記載，道光以前，京師“絕少妓寮”，至咸豐之時才“妓風大熾”。同治年間修訂頒布了《大清律例》，更是刪除了關于“京師內(nèi)外拿獲窩娼至開設軟棚日月經(jīng)久之犯”照例治罪的內(nèi)容，實際上等于默認了妓院的合法存在。1905年清廷設立巡警部，正式對娼妓、優(yōu)伶業(yè)征收稅款：“北京罷巡城御史，設工巡局，那桐主之。局用不敷，議推廣稅務，遂及戲館、娼寮?！?905年12月，內(nèi)、外城巡警總廳取代工巡局后，仍抽收妓捐，按月繳捐者為官妓，否則為私妓。正是這種娼妓合法化的進程，讓張傻子們有了比之前更大的膽量，之前“犯案多次，都用銀錢買通，逍遙法外”，而今上了捐，更敢于將與妓女、嫖客的沖突公開化，甚至誣告對方。

    3月14日，《京話日報》發(fā)表《張傻子竭力運動》，點出“工巡局收押張傻子，外邊很有人替他運動；他自知罪大惡極，難逃國法，情甘破家贖罪”，給工巡局的老爺們戴上“自愛聲名，斷不至被他買動”的高帽子后，仍然指明“錢能通神”“防不勝防”。

    《京話日報》在數(shù)日后又報道了一個“惡鴇”阿三奶奶。報道控訴她“前三年騙娶恩姓女為媳，逼令賣奸，虐待的十分可慘”；而事情的揭發(fā)，是由恩姓女的姊夫訪明真相后，“揪扭著阿三奶奶，跑到第四段協(xié)巡隊喊告”。

    1906年5月3日，《京話日報》又用“專件”的形式刊登了“壞事高”的長篇報道。

    壞事高本名高得祿，跟張傻子一樣，是遠近聞名的狠毒地痞。他去直隸順德府內(nèi)邱縣，謊稱自己是“有功名的人”，又是正定府等三家鹽店的東家，騙娶了喬家19歲的女兒喬迷胡。婚后才三天，壞事高就把喬女帶上火車，拐到北京，賣到了八大胡同。喬迷胡的父親，到壞事高所說的鹽店看女兒女婿，碰了個大釘子。有人指點他，到妓院集中地去找，找了七八天，終于撞見了自家女兒。喬父立即向巡捕控告，警局用了五天時間，才將壞事高緝拿到案，打了幾十杖，勒令交出身價銀三百五十兩。壞事高按律該充軍發(fā)配。但是“西局里幾位問官”、總辦幫辦，都認為“此等惡人，若是充發(fā)出去，他的神通廣大，不上一年，必定逃回來，逍遙無事，仍舊是毒害良人”，因此打算仿張傻子的前例，讓壞事高游街示眾，再無限期監(jiān)禁。

    有了這一系列的報道，開辦濟良所的呼聲就大了起來?！毒┰捜請蟆飞踔凉_指責京城政府：為什么不像上海那樣，開辦濟良所？為什么收了妓捐，卻不能保護妓女這個弱勢群體？

    開辟先河的上海濟良所

    《京話日報》所說的上海濟良所發(fā)起于1896年，由美國傳教士包慈貞（Cornella Bonnell）“目擊浦江流域，洋場十里間，淫風流行，妓娼日盛”而發(fā)愿創(chuàng)立。最初的發(fā)起人為“同道西女五人”，四出募捐，于1897年10月，“賃西[熙]華德路圣公會老牧師吳虹玉先生住宅為會所，收養(yǎng)迷路落魄及不愿為娼之女子”。1901年，包慈貞“鑒于滬市陷于罪惡中女孩為數(shù)頗廣，亦有自幼失怙，擅自走迷，若不予以救濟，則將永淪于慘痛之中”，在熙華德路正式發(fā)起成立上海濟良所，專以救濟不幸女子為目的。是為濟良所正式設立。上海濟良所的管理主要由西人負責，但亦有華人的參與。

    1905年，嚴信厚等士紳13人為了擴大濟良所的影響和方便妓女投所，籌設濟良分所，經(jīng)過籌備，于當年租下上海福州路181號，建立起濟良分所。很快，這里就人滿為患。1908年，上海濟良所又租下更大的地方，再后來，該所不僅救助逃跑出來的底層妓女，也救助警察發(fā)現(xiàn)的被拐雛妓。他們還收養(yǎng)妓院留養(yǎng)的10歲以下的幼女，為防止她們沾染惡習，另設培植小學專門對幼女進行教育，目的是把女童培養(yǎng)成護士、教員等知識女性。

    之后，上海濟良所又設立收容所、教養(yǎng)院、習藝所和愛育學校，也會將患有嚴重性病者送至教會醫(yī)院免費治療。1921年，上海濟良所在閘北成立分部，建立了一家療養(yǎng)院。

    相應，上海濟良所又開設了首年部和工藝部。

    首年部收留來此未滿一年的婦女，而工藝部收留已經(jīng)在此居住一年以上的婦女，她們需要進行一定時間的手工生產(chǎn)勞動，一方面是為了緩解濟良所在經(jīng)費上的募款壓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幫助妓女們自強自立。

    該所還對婦女們進行基礎教育和技能培訓。每天上午的基礎教育包括識字、算術、衛(wèi)生課等，也會安排一個小時的宗教教育。而每天下午的技能培訓包括縫紉、刺繡、烹飪等。

    工藝部設有大車間，1906年，該車間吸收了26名婦女，1908至1912年吸收了50人，到1935年，已經(jīng)有90人之多。

    婦女們手工勞動的制品包括刺繡手帕、襪子、新娘嫁妝、玩具娃娃等。雖然工藝部的收入不夠自足，但還是會給每人每月發(fā)放一定的報酬，幫助她們多少可以存下一小筆錢。

    其中，濟良所被救助婦女生產(chǎn)的玩具娃娃（Door of Hope Mission Doll）工藝精湛，成品典雅，如今已經(jīng)成為國際知名的古董品牌，具有較高的歷史收藏價值。

    京師警察廳濟良所成立

    1906年3月12日，《京話日報》刊出了官民合作創(chuàng)辦濟良所的倡議：

    “協(xié)巡營幫統(tǒng)楊欽三副戎，懲辦張傻子一案，大快人心，因此又動了不忍之念，想要趁此機會，開辦濟良所，就跟統(tǒng)帶王勤齊觀察商議，意見相同，打算約請名望最好的紳士，大家籌一筆款項，就在前門西一帶，找地方開辦，仿照上海濟良所章程，凡妓女受了領家的凌虐，準其呼喊巡捕，送入濟良所，由官擇配。這件事情若辦成，真是功德無量，開辦經(jīng)費，可以由大家捐湊，大約也用不了多少錢。本館聽說這話，又想著要多事了，有肯助成善舉的，就請書明助捐數(shù)目，交本館先行登報。”

    京師濟良所之設，比上海的創(chuàng)立濟良所，意味更加復雜。而官方的介入，給了濟良所某種政策上的保證與保護，使其免受京城地痞流氓的騷擾，這也是《京話日報》一開始就擬定的策略。

    《京話日報》熱心京城濟良所事業(yè)，有其自身的觸因。《京話日報》主人彭翼仲的妾室段耘藍，即因家貧無依，姨母誘騙，流落青樓，1899年嫁給彭翼仲。當張傻子事發(fā)，協(xié)巡營幫統(tǒng)楊欽三來與彭翼仲等商議如何處置玉蓮班妓女，杭辛齋提議設濟良所，段耘藍“聞而大快，當年之隱恨，將欲籍此事以彌補之，力勸余實行”。濟良所缺乏經(jīng)費，段耘藍率先在《京話日報》刊出大字告白，聲明“捐助二十元，俟開辦之后并愿入所盡義務照顧傷病”。

    《京話日報》又提出了籌集經(jīng)費的主張：“所有玉蓮班的妓女六名，大可招人領娶，定出一個身價來，不必拘定向來的官價。這本是特別的新鮮事，無妨通融辦理，并可防將來的弊病，免得插圈弄套的人生心。所有身價，都捐入濟良所。有樂意多捐的，還可以推廣女工藝，多多益善。辦此等事，千萬不必太拘?！薄毒┰捜請蟆芬辉購娬{(diào)“不必太拘”，或許是因為上海濟良所初期的經(jīng)費主要來自捐助，但北京的民間富庶程度固然無法比擬上海，士紳的熱心程度也難以企及，更可行的道路是從官方獲得政策許可，以妓女的身價銀子作為經(jīng)費的主要來源。當然，這樣做也會產(chǎn)生一定的弊端。

    4月3日、4月4日兩天《京話日報》的“本京新聞”，連續(xù)刊登了《濟良所已經(jīng)開辦》《濟良所收到總廳移交人口》。這兩則報道點明了濟良所的急迫性緣自“總廳存留婦女多名，急于安置”，并提供了“不愿為娼”的七名婦女的姓名與年齡。

    兩天后，《京話日報》刊出了《妓女愛群》，報道某妓女托人帶來三百斤面票，作為對濟良所的捐助。雖然出于自身安全考慮，捐助者不愿讓報紙刊登自己的名姓，但《京話日報》仍對捐助者大加表彰，并且上升到了國族的高度：“居然就有這樣熱心愛群的妓女，又有這樣會辦事的客人，可見中國的人心都未死，處處有明白人”。

    1906年8月5日，濟良所正式開學。“是日上午十一鐘，外城廳丞、參事股各股長，分廳科長，本區(qū)區(qū)官，并本館主人，全都到所，行開學禮。先由本主人演說，其次薛教習，其次朱廳丞、徐警官、殷警官、許參事、廖委員、鄭區(qū)官，一一演說”。

    彭翼仲第二年因為言論犯忌，被誣陷成案發(fā)配新疆。民國成立后，彭自西北歸來，發(fā)現(xiàn)濟良所仍然能對北京妓女構成“無形之保護”。

    1914年，梅蘭芳將濟良所的成立過程編演成時裝新戲《孽海波瀾》演出，盛況空前。一年多后再演，仍然能借此打敗伶界大王譚鑫培，北京觀眾對這個故事的熱捧，可見一斑。

    （據(jù)《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間》、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