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是中國近現(xiàn)代著名教育家，所創(chuàng)辦的南開系列學校卓有聲譽，培養(yǎng)了大批政、商、學及各界優(yōu)秀人才。

　　 同時，張伯苓又是一位活躍的社會活動家，其影響力遍及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各界，且均有貢獻。張伯苓在社會公益事業(yè)、社會服務等領域，也投注了相當大的精力。有的是以個人力量為之，有的則發(fā)動南開師生共同推進。這些，雖不為一般人所熟知，但與他興辦南開學校，以“公能”為校訓，實際上互為表里，可以看作是其思想體系、現(xiàn)實踐履的重要組成部分。

　　南開：最成功的公益項目

　　 南開的經費，主要來自四處募款，政府補助及學費均只占極小一部分。張早期辦學，經費主要依賴于嚴修、王奎章、鄭菊如等津門紳商。1904年，南開學堂草創(chuàng)之時，除監(jiān)督、教員領薪外，其余均為義務。辦學款項來自多方——清末《奏定中學堂章程》規(guī)定“集自公款名為公立中學，一人出資名為私立中學”，南開這種“眾籌式”公益辦學，當時并無先例。

　　 隨著南開聲譽日隆，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蔣介石、張學良等政界要人，及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等國外機構，均對南開有較多捐贈。張伯苓極擅于向各方募款，除本人的人格魅力外，主要原因在于南開辦學成功，且張伯苓所募款項均用于辦學，故學校賬戶常有赤字。他自稱“教育為社會謀進步，為公共謀幸福；教育為終身事業(yè)，予于此至死為止”。張伯苓狷介自守，義不茍取，所領薪水低于一般教授，出行堅持坐普通車廂，故能得到社會廣泛信賴。

　　 南開學校雖是張伯苓一手創(chuàng)辦，但他將南開看作是公益事業(yè)。在與政府機關的函件往來中，張伯苓多次以“公益機關成例”開展洽談。張伯苓晚年留下家訓，“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財”，把南開看作是“公產”而非家族私屬，并終將其捐贈于國家，可為其平生志業(yè)寫照。

　　 各方捐款雖多，但并不影響南開的辦學方針、理念。以“公能”為校訓，旨在培養(yǎng)“知中國，服務中國”的人才，這些都合乎公益事業(yè)的標準。

　　 故有學者稱贊：“南開是中國最成功的公益項目?！?br>
　　平民教育的貢獻

　　 不過，南開學校還不算是最嚴格意義上的公益事業(yè)——以貧兒義塾為代表的一系列平民辦學實踐，面向社會大眾，尤其是弱勢群體，可算是張伯苓教育公益事業(yè)的延展。

　　 張伯苓年幼時家境貧寒，在義塾中接受啟蒙教育，深切理解平民教育之重要。南開學校位于天津的平民區(qū)，師生對附近貧兒情況多有密切關注。支持平民教育的“義塾服務團”是南開成立最早、延續(xù)最長、覆蓋面最大的學生社團，人人擔負維持義塾發(fā)展的責任，被稱為“南開學生對社會的絕大貢獻”。

　　 1915年2月，在張伯苓支持下，南開中學校內操場東南建造八間平房，創(chuàng)設貧兒義塾，為家境貧寒但品行謹飭者提供求學機會，課程有國文、修身、珠算等十余門，以“長其道德之念，助其自治之方”。次年，在河東創(chuàng)辦南開第二義塾，后又設辦女子義塾，1920年增設了夜校。義塾學生共約160余人，設置圖書館、開辦運動會等，影響甚大。義塾一切費用均由教職員工、學生自愿捐助、分擔，捐款名冊在《校風》等校內期刊公開，不同意見常發(fā)表爭鳴。1920年的《南開學校貧兒義塾總章》明確規(guī)定，全校師生均為義塾校董，共同輔助學校順利發(fā)展。在1924年南開二十周年紀念大慶時，還專門在校內設置義塾學生成績展覽會，可見成績。

　　 1926年，又在學校西南角，設立南開平民學校，教育學校附近貧寒學生。1932年，在張彭春的主持下，設置了旨在培養(yǎng)“心力同勞”人才的半工半讀式高中實驗班，學生制作的產品廣銷天津各地。后在此基礎上獨立出南開學校工廠，又開辦了廣開平民小學，培養(yǎng)貧民子弟接受初等教育，并讓他們在南開工廠學徒，以掌握謀生技能。

　　地方服務、世界視野與風俗改良

　　 張伯苓的社會服務，多以改良社會為根本目的。南開中學草創(chuàng)時，從日本購置了各種儀器設備，但并未私藏密守，而是第一時間開設教育陳列品場，以展覽形式，起到宣傳科學、開通風氣的功效。這些服務始于天津當?shù)?，而漸漸擴展。清朝的最后幾年里，張伯苓即與當?shù)厥考澒餐磳p足、賭博、大煙、娼妓等社會陋習，提倡改良婚喪嫁娶奢靡風俗，以節(jié)儉為尚。尤其是，張伯苓將母親喪葬費節(jié)省下來，用于籌辦南開女中，在當時引起很大影響。

　　 南開學校切重社會實地調查，以便認識社會、服務社會。1926年，南開所設立的“社會視察委員會”不分中學、大學，均要求學生定期開展社會調查工作，調研范圍包括廣仁堂、婦女救濟院、濟良所、教養(yǎng)院等社會機關，及各類政治、商業(yè)、工業(yè)、文教機關，全面觀察天津各方面歷史、社會情況，加以深入研究。至1930年，二十余萬字的《天津南開學校社會視察報告》為相關調研之集成，觀察水準頗高。

　　 南開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與北京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等機構合作，從1927年開始著力調研天津物價、工業(yè)及勞工家庭生計等問題，隨后發(fā)起天津研究會，既屬學術研究，又為社會服務。

　　 地方服務之上，還有更大關懷。張伯苓的上述改良努力，均由一省市擴充至全國大勢，東北研究會即為人所共知的顯例。還值得特別一提的是，1910年，張伯苓與津門士紳共同發(fā)起萬國改良會，以“萬國”為名，以“造社會之幸福，助世界之進化”，其志趣高遠可見。1926年，張伯苓與杜威、胡適等合作，發(fā)起華美協(xié)進社，旨在促進中美文化交流。

　　抗疫、救災與慰問

　　 面對近代天津發(fā)生的各種水旱災害、瘟疫傳播，張伯苓出力甚多。外省之賑災活動，張伯苓也常常參與，如曾擔任遼寧水災急賑會委員長、農村復興委員會等兼職，“對地方事及國事南北奔走”。

　　 1911年，東北鼠疫大爆發(fā)。張伯苓及與研究會等人組織防疫會，負責外地學生防疫事宜——外地來津學生，必須先在驗疫所隔離觀察七日，并注射防疫針，獲得憑證后，才能回校學習。1919年，天津又興時疫，張伯苓親立南開學校衛(wèi)生團，除嚴格管理校內防疫事務外，南開學生還向社會講解防疫方法，學校施醫(yī)處免費為貧民治病。1935年，天津市水災泛濫，張伯苓出任天津市救濟水災聯(lián)合會主席，主持捐助救濟事業(yè)。

　　 在動蕩時局下，維持天津社會治安，救急因人禍而遭受損失的難民，也是社會公益的重要環(huán)節(jié)。1912年3月天津兵變，嚴修、張伯苓等即與政治、商業(yè)各團體協(xié)同合作，維持基本社會秩序。1920年直皖戰(zhàn)爭、1924年直奉戰(zhàn)爭期間，張伯苓組織調查災民情況，頗加救急。尤重要者，張伯苓與南開堅持抗日救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張伯苓與卞白眉等商議安置東北來津難民事宜，南開學校盡量收錄東北逃難學生。駐津日軍時常侵害民眾，擾亂南開，張伯苓竭力維持。長城抗戰(zhàn)期間，南開師生多次組織慰勞隊到前線，募捐購買、運送戰(zhàn)爭物資。

　　與公益人士的廣泛交流

　　 張伯苓公益事業(yè)之成功，與他跟公益人士廣泛交流不無關系。對天津本土，及全國有影響之公益事業(yè)，張伯苓均予以關注，且常常親往參觀。

　　 所謂張伯苓身邊的“公益人士”，最為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當屬南開校父嚴修。嚴修在天津創(chuàng)辦、資助了數(shù)十所不同級別的學校，幫助籌建了女醫(yī)局等各類公共事業(yè)機構，所訂立“喪禮八則”等禮俗改良規(guī)約，在當時均引起極大轟動。嚴修逝世后，張伯苓以“公”“清”二字概括其道德，并高度稱許嚴修“為社會人類做事”的境界。

　　 1915年，張伯苓與嚴修、南開校董范源濂等人前往南通師范學校，觀察到該校經費完全來自張謇所辦實業(yè)，且這是當?shù)亟逃?、慈善事業(yè)的普遍情況，眾人均受到深深觸動。

　　 此外，張伯苓與不少公益人士淵源甚深。熊希齡民國初年擔任國務總理，去職后從事慈善事業(yè)，與張伯苓、南開多有交往。熊希齡先后發(fā)起京畿水災酬賑聯(lián)合會、世界紅卍字會等，所創(chuàng)辦的香山慈幼院最為有名，邀請張伯苓等教育家擔任評議會委員。南開校史上著名的“香山會議”，也在香山慈幼院召開。

　　 張伯苓與平民教育家晏陽初交往密切，且合作尤多。1923年，晏陽初等發(fā)起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張伯苓與陶行知、朱其慧（熊希齡夫人）等均為重要支持者。晏陽初以河北定縣為實驗區(qū)，探討平民教育、鄉(xiāng)村建設的路徑，與南開有深度合作——由平民教育會出資、南開校辦工廠研制的“南開水泵”，獲得了政府專利。晏陽初、陶行知等公益教育家的子侄，也多在南開就讀。愛國實業(yè)家盧作孚曾支持為南開辦學捐款，擔任南渝中學（即重慶南開中學前身）董事。盧氏個人所辦學校，對張伯苓思想理念多有借鑒。南開學子中的公益?zhèn)鞒?br>
　　 張伯苓本人擅于募款，但并不盲目募捐，他更看重募款背后所反映的“公”之精神，重在公民教育、社會改良。

　　 南開辦學，資金長期處于困難狀態(tài)，因此在南開學校成立三十年之際，校友有籌設“伯苓基金”之計劃。但張伯苓多次致函南開校友總會，先是試圖制止，后要求“縮小募捐金額”——“本校所最需要者，不在有巨額之資金，而在有與學校共戚之校友”。最后鑒于募款主要皆用于資助貧寒學子及學術、教育事業(yè)，均屬于“公”，才不再反對。

　　 早在1909年，天津基督教青年會郝瑞滿就觀察到，南開中學以學生樂隊吸引公眾進入演講所，聽取有關戒鴉片、戒賭、反纏足一類的講座。這當然與張伯苓的引導密切相關。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南開師生有不少成為公益事業(yè)的中堅力量。如南開早期畢業(yè)生傅葆琛，留學美國期間即參與華工教育服務，康奈爾大學博士畢業(yè)后，歸國輔佐晏陽初，在定縣發(fā)展鄉(xiāng)村平民教育，抗戰(zhàn)期間轉至西南任教，仍在當?shù)嘏d辦識字班級。

　　“公益”與“公能”的會通性

　　 張伯苓本人寒素自守，辦學、生活時往往阮囊羞澀，對相關組織捐款不多。但，在社會各場合對公益事務大力發(fā)揚、宣傳，對南開師生公益精神之培養(yǎng)，張伯苓用力至多。

　　 張伯苓“公能”思想的建立，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階段，中國傳統(tǒng)思維及西方督教理念均對其有極大影響。因此，“公能”看似平易，卻貫穿其人生始終，內涵相當豐富?！肮堋迸c“公益”的會通，是其思想一大特點。

　　 如在1935年賑救水災期間，張伯苓特別提出，這些問題來源于以往工作對事敷衍，才釀成大災。此次工作，除襄助受災難民外，“正可一滌素來之陋習，而兼收社會教育之功效”。這一理念，就遠遠超越于一般捐款捐物之上。

　　 有些“公益”事業(yè)雖有助于社會福祉，但或限于在地視野，輻射有限。以張伯苓發(fā)展、參與的公益事業(yè)看，雖往往立足于服務天津本地，但背后必有更大關懷——由天津一地，觀照在于華北，在于中國命運；對于外地、外省的公益事務，也竭力關注、協(xié)作。

　　 以上僅簡單梳理張伯苓公益事業(yè)中之較大者，已足看出其實踐層次的豐富性，及相關思想的深度。這些，在當時頗有利于社會進步、人民福祉，且具有相當?shù)默F(xiàn)實意義。 （據《同舟共進》雜志）